迟珩回到家,看到我架在鼻梁上的眼镜,眼前一亮,惊喜地问道:“怎么突然戴眼镜,是能看……”“不是。”
我将眼镜摘下,解释道:“戴着玩的。”
“先生忘了,我失明前就有戴眼镜了。”
其实眼镜是有用的,就是为我这种刚刚恢复,但还看不大清的患者特制的。
但这并不妨碍迟珩在听到这句话时脸色一白,低下头,不敢再看我。
“对不起。”
他拉着我的手,“以后总会看到的。”
我温和地点点头,和当年刚发现自己失明时,迟珩站在我的病床前心虚地和我道歉,说自己已经把助理开除时一样,说:“没关系。”
好像我从未怨恨过他。
再次去医院复诊时,医生仔细地检查了我的眼睛,欣慰又满怀担忧地对我说:“淤血对视神经的压迫已经减少了很多,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到之前的视力,但只要依靠眼镜,基本能与常人无异了。”
“可你身体里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快,如果不治疗,恐怕……”她端详着我的脸色,再次问了那个问题:“你真的要选这一种吗?”
因为药物的原因,我只有两个选择,一个是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重见光明,另一个待在黑暗里苟延残喘,延长寿命。
“我是一个摄影师,眼睛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”
如果可以,谁不想像个正常人一样健康地活着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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